【文章精选】王璞、周晨、任建明丨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基于 CSS2017的实证分析丨2023年第2期

社会经济地位、 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基于 CSS2017 的实证分析

◉王璞 周晨 任建明

【摘要】民众反腐获得感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更是对政府 “公信力”起到重要影响。相关问题已成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但鲜有研究探讨民众个体内部和外部结构性特征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本文从民众内部社会经济地位与外部政治参与的综合视角出发，探究其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作用机理。结合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相关性；民众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反腐获得感过程中起到不完全中介效应；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则会削弱民众反腐获得感状况。基于此，为进一步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亟须创新完善民众参与途径和方式，积极疏导群体性行为；并着力加大腐败治理力度，深入治理民生领域的腐败问题，全面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制度性参与；非制度性参与；反腐获得感

【作者介绍】王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周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任 建 明 （通 讯 作 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引用格式】王璞,周晨,任建明.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17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2):82-96.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二）研究假设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二）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二）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

（三）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区域差异

（四）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城乡差异

（五）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二）对策与建议

（三）局限与展望

一 、引言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深化、社会加速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公权力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腐败问题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会对党的执政基础造成侵蚀，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风险。党的工作报告中也多次提及腐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现象，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对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判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序推进“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工作，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反腐败所释放的正能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厚植了政治基础、增强了共识和自信。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为了谁、依靠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必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扎实成效取信于民。同时，反腐成果的巩固，绝对不仅仅是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事情，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对于推进反腐攻坚工作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民众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民众参与腐败治理工作是建立清廉政府的必要条件、对反腐工作的重心调整和未来工作走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把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与反腐工作有机结合，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的反腐新理念成为当前我国推进反腐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成为检验正风反腐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有别于西方的幸福感，获得感是民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身实际获得的主观评价。作为政治和民生领域获得感的重要内涵之一，反腐获得感状况不仅关乎民众自我生活环境，也是衡量民众对反腐倡廉工作认知状况的重要指标。党风廉政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深入开展，不仅要求党和政府提升反腐工作力度，更需要民众感受到反腐工作所带来的利好。郭剑鸣认为与反腐满意度等西方话语不同的是，反腐获得感更加关注反腐工作为民众带来的整体性感受。董瑛将“正风反腐获得感”定义为通过惩处腐败尤其是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的实际效力，进而带来的综合感受。而曾明则是认为反腐工作重新塑造纯净的政治生态环境、重塑人民公仆的公正形象，使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才是正风反腐工作为民众带来的获得感。此外，有学者将反腐获得感总结为正风反腐成效，并具体解读为“反腐败力度、官员清廉程度、官员作风水平”等方面的内容。

反腐获得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研究其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较少，但反腐获得感与民众清廉感知以及反腐满意度等反腐评估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为形成有效支撑，本研究将其进行有效吸纳。通过梳理总结后发现，民众对反腐工作的评判往往受政府反腐力度、信息渠道、个体特征与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反腐工作力度是民众反腐获得感的核心所在，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政府反腐工作“投入”与民众反腐满意度存在重要关系，但由于短时间内民众难以有效判定腐败“增量存量”与政府反腐效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短期反腐工作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保持持续性的高压反腐态势下，民众反腐满意度会得到提升。同样，外部政治环境对民众反腐获得感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尤其是民生服务质量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工作，特别是反腐工作效能的判断。信息接触方式也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反腐工作的评判，有证据表明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官方媒体的使用会增强民众反腐满意度，而非官方媒介传播则会起到负面影响。此外，个体因素是影响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其社会政治态度的关键所在。民众自身的腐败经历对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负面建构效应，有腐败经历者对政府反腐工作的认可度较低，特别是经历过被索贿、敲诈的个体更是会秉持负面认知。民众收入状况与其清廉感知水平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性。同时，受政治信任、风险感知力、体制庇护等方面的影响，民众对政府清廉程度的评判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对推动宏观层面“中国经验”与微观层面“中国体验”相结合的思考性不足，尤其缺乏深入探究民众反腐获得感影响机理方面的研究。而本文从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的双重视角出发，综合梳理其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深层次的逻辑机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以期为保障和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提供思路和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结合推拉理论，施动力主要包括内部拉力和外部推力两种，拉力和推力共同“做功”使物体具备“动能”。外部拉力层面，社会公众可通过政治参与所产生的直观“感受”和信息接触，对政府反腐工作绩效之间形成强化或重建效应，从而对政府反腐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内部动力层面，社会经济状况是个人及家庭生存发展的衡量标准，也是决定其社会政治态度的关键性因素。同时，本文还借鉴了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对政府效能的需求和期望程度也存在差异，其反腐获得感亦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作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分析视角，着力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和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研究假设

1.社会经济地位与民众反腐获得感

大量的研究表明，民众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政府公信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有学者通过对全国廉情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众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其自身清廉感知起到重要的内在影响，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政府反腐绩效感知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样，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说法，人们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主观判断与其清廉感知之间存在重要因果关系，即民众可能将其经济社会状况的提升归功于反腐工作的纵深开展，从而使民众对当地政府反腐工作认知处于良性状态。另外，有学者也对此进行了验证性分析，经研究发现由于腐败问题的滋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会随之拉大，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更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对政府反腐工作秉持负面判断。同时，群体期望和实际获得之间的差距也会对其反腐获得感产生影响，大量分析获得感形成机理的研究中均提到“获得”是形成民众获得感的核心所在。因此，唯有民众感受到更多的反腐工作带来的利好、自身经济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民众反腐获得感才会有所提升。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1：民众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政治参与行为与民众反腐获得感

内外有别的参与行为会对民众获得感产生差异较大的影响。根据制度化程度，可以将民众参与行为分为体制内的制度性参与和体制外的非制度性参与。沿用此分类方式，本研究以体制内外有别的参与方式来代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并探究其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的作用关系。

其一，制度性政治参与，在中国的语境中是指民众通过各类符合法律规定与政策规定的方式参加公共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

通过制度性政治参与，民众可以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提升其自身话语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推动合作治理的空间拓展。而体制内制度性参与的“官方属性”更是有利于形成良性政民关系，对于调节政府公信力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起行政主体寻租腐败的可能，因此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民众容易质疑政府的反腐努力和反腐实效。而有效的制度性参与则可以打破“信息孤岛”和“消极想象”，有效提升民众对反腐工作的认可和支持。马得勇等人也通过研究发现体制内参与行为会强化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度。通过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会显著提升民众自身的公共精神，有助于培养民众合作精神，对政府反腐绩效产生正向作用。同样，有证据显示在缺少民众参与的情境中，即对公权力的监督唯有诉诸组织内部行动时，容易引发腐败问题，也会降低民众对政府反腐工作的信心。帕特南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制度性参与较高的地区相较于无序化政治参与的地区，民众的清廉感知更强。此外，汤峰等人发现基层选举行为会显著提升民众的获得感。简而概之，制度性尤其是体制内制度性政治参与可以促使民众对党政部门反腐工作程序、内容和执行效果等方面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打破固有“思维模式”，让其感受到更多的正风反腐获得感。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2：民众体制内制度性参与行为对其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别于选举等政治参与形式，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指的是公民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定和允许的渠道，而试图通过线上线下示威游行、罢工和罢课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影响。聚焦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相关学者研究发现，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体系以及刚性的约束机制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政府腐败程度的负面印象可能会被放大并不断固化。马得勇等人也发现民众通过非制度性接触等行为会增加其对政府的质疑和不满，尤其是“被动接触”的公民更是会对政府人员清廉性秉持消极认知。同样，相关研究表明由多重因素引发的非制度性行为，会造成民众对政府反腐工作效能秉持负面认知。此外，触发性因素或社会不公事件亦会导致民众非制度性参与情况的发生，在此过程中如果政府回应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民众易形成政府滥用职权、腐败渎职等主观判断。这种观点在传播中会不断得到加工和强化，形成链式传播，更有可能会造成腐败的“文化化”，长此以往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纵深开展。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3：民众体制外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对其反腐获得感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3.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民众主观经济地位认同状况直接影响其自身政治态度，并影响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客观社会资本状况和经济社会特征，将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知，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选择产生更加紧密的逻辑关系。此外，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特殊性，社会公众往往处于远离腐败行为发生的“中心能量场”，难以获取直接层面的信息内容。民众大多通过政治参与行为来嵌入个体话语和获取相关信息，并以此作为政府公信力评价的直观依据。倪星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腐败信息渠道在民众社会经济地位认知与清廉感知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效应。再结合文宏、封铁英等人对获得感生成机理的总结：期待→参与→满足→获得感。在本研究中，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身需求的不同，以及“期待”的差异会影响其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的方式，而“内外有别”的政治参与形式会影响其自身反腐获得感状况。综上，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作用关系链。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4：民众政治参与在其社会经济地位与反腐获得感之间的作用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

4.反腐获得感的地区差异

倪星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法治化状况与公众对该地区政府清廉水平的研判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样有研究对被调查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腐败只是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而未对高收入居民和城镇居民产生影响。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异质”性，再加上不同地区民众政治效能感、经济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状况产生影响，造成民众反腐获得感差异性格局。受经济发展与地区法制化进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民众反腐获得感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此外，腐败问题扩大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会对民众价值观念和政府清廉感知产生严重地冲击。再加上城乡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尤其是城乡居民经济社会状况、话语能力、政治参与途径、信息接触等方面的实然性差距，会影响民众对反腐工作的主观评判。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说5：民众反腐获得感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假说6：民众反腐获得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以下简称CSS），该调查采用PPS概率抽样和入户问卷访问方式，最终抽取151个县/市/区下属的604个村委会/居委会，采集完成有效样本10 143份，本研究在剔除变量的缺失值和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8 964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对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判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正风反腐等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此背景下，结合CSS（2017）数据分析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实然状况，可为进一步分析和增强民众反腐获得感提供有效参考。

（二）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反腐获得感

“反腐获得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相关理论研究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才逐渐展开。当前，学界尚未就“反腐获得感”的测量方式达成共识。通过借鉴文宏等人的研究经验，文章选取问卷中民众关于当地政府“廉洁奉公，惩治腐败”工作的看法作为因变量。问卷结合李克特量表法对民众反腐获得感进行测量，从“很不好”“不太好”“一般”到“比较好”“很好”，累计得分越高，表明民众对政府治理腐败工作的评价越好、获得感越高。将此项问题的回答从1到5进行赋值，形成定序变量。从整体上来看，民众反腐获得感相对较高，也说明我国政府反腐工作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见表1）。

2.社会经济地位

现有研究表明，民众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与其自身的社会政治态度存在重要关联性。因此，借鉴倪星等人的研究经验，选取民众对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评判状况进行测度，在CSS2017调查问卷中选取“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这一问题进行表征，分为“下层、中层、上层”，分别赋值为1-3。

3.政治参与

对于政治参与这一变量的测量，分为（体制内）制度性政治参与和（体制外）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内制度性政治参与（后简称制度性政治参与）选取“近两年来，您是否参加村（居）委会选举”问题的回答，将综合情况赋值为二分类变量，进行赋值表征；体制外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层面（后简称非制度性政治参与），选取问卷中“您是否愿意参与参加线上/线下集体性维权行动？”问题的回答，赋值为二分类变量，进行分析。

4.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文献发现，民众反腐获得感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差异等的影响，因此研究将年龄、性别、婚姻、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公平感知、户口类型等特征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见表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鉴于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民众反腐获得感”是连续型变量，本文采取Ordered-Logit模型（简称O-Logit），结合Stata15.1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等问题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DW值均接近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问题；考虑到横截面数据回归经常存在异方差问题，直接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结果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表3是O-Logit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只包含基本的控制变量；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分别加入制度性政治参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两个变量和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6是在模型4、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基准回归

1.社会经济地位对反腐获得感的影响

从各阶层的群体反腐获得感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中高层群体中秉持正面认知的比例要高于低层群体，这也显示了经济社会状况的提升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见图1）。

本文基于CSS2017数据对筛选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来检验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5和模型6与表3保持一致，模型7是加入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民众经济社会状况的标准化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且作用方向与设想一致。即民众自身社会经济状况越好，其反腐获得感也就越强，假说1得到了验证。可能的解释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会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积极影响，即随着民众社会经济状况的大幅提升，其对反腐倡廉工作和自身所处的外部政治环境会产生正面认知，反腐获得感也随之提升。

2.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

首先，本文基于CSS2017对筛选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来检验民众政治参与行为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从制度性参与行为与非制度行为群体反腐获得感状况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制度性参与群体的反腐获得感整体上要高于非制度性参与的群体，这也显示了内外有别的参与方式会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差异性影响。

从回归结果分析来说：首先，制度性政治参与层面，根据表3中模型2、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制度性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模型6中可以看出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标准化系数为正，解释力度为0.12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民众反腐获得感。这表明参与方式的完善和制度化更加有助于形成良性公共能量场，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提升民众对政治生态的认可；同时，社会大众通过日趋完善的政治参与形式，突破了信息不对称性的“掣肘”，有助于提升其对政府“廉能”工作的了解，推动双向良性互动，并打消民众对政府反腐工作的负面认知，进而增强其反腐获得感，假说2得到了验证。

其次，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层面，根据模型2、模型4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在模型6中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标准化系数为负，解释力度为0.19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民众反腐获得感。换言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民众通过参与线上线下示威游行、罢工和罢课等非制度性参与方式来实现利益诉求时，容易陷入对现实情况的不满，对所处的政治外部环境认知度较低，影响了民众的反腐获得感，假说3得到了验证。

3.控制变量

从回归结果分析来看，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基本切合预期假设，并且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相符。具体来说，就政治面貌方面，群体的党员身份对其反腐获得感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也正是说明角色身份及体制的庇护作用，会对其自身反腐获得感产生正向影响。年龄变量系数均为负，在基准回归中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但在加入核心自变量之后不显著，说明其影响并不稳定。同时，公平感知状况较好的群体反腐获得感也较高，诚然，良好的社会环境亦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反腐工作的评判。

（二）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验证政治参与是否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中介效应，其操作步骤如下：

上述算式中，Y代表民众反腐获得感，M代表政治参与（体制内制度性、体制外非制度性政治参与），X则代表社会经济地位。兼顾到变量的特征情况，选取最小二乘法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制度性参与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打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孤岛”，通过良性政民互动抵消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想象”。模型2检验结果显示经济身份认知对制度性政治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结果显示制度性政治参与在1%的统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故而，综合模型1- 3的检验结果，可以认为民众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在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反腐获得感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且为不完全中介效应。至于非制度性层面，结合Sobel检验方法验证后发现，非制度性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认为政治参与在民众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假说4得到了部分验证（见表6）。

（三）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区域差异

从不同地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不同地区的民众反腐获得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见表7）。从整体上看，中东部地区民众反腐获得感高于西部地区，可能的解释是中、东部地区法制化相对完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民众收入状况、政治效能感和社会政治意识相对较好，因此民众对政反腐工作秉持正面的认知态度，对其所处的外部政治环境相对满意（见图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说1。

为了进一步探讨政治参与、社会经济地位和民众反腐获得感作用关系的地域差异性，本文对群体进行分类，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具体而言：其一，民众政治参与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制度性参与层面对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但结果也仅在西部地区中比较显著，这也说明，受限于不同地域之间的综合情况，参与形式的制度化可能并不会直接带来民众反腐获得感的提升。另外，非制度性参与层面对反腐获得感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地域之间非制度性参与基本皆会削弱民众反腐获得感。其二，民众社会经济状况对其反腐获得感起到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民众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提升，对于政府反腐工作和其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秉持正面态度。此外，社会经济状况对中东部地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力要高于西部地区，这也与西部地区现实状况有直接关联。

（四）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城乡差异

以往研究对基层地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关注度不足，聚焦城乡居民反腐获得感群体差异方面的研究更是阙如。有鉴于此，本文依据受访者的户口性质，将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民众反腐获得感进行分组拟合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结果显示，城乡民众反腐获得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整体上看城镇地区居民反腐获得感高于农村地区居民，假说6得到验证。从表9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政治参与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制度性参与对城镇民众反腐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地区居民的反腐获得感影响不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受限于地区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等基础性方面的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形式相对较少，政治参与意识相对薄弱。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居民则拥有更多的参与选择空间，可以通过制度性参与方式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强化了自身的政治主体意识。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反腐获得感均有显著负向相关关系，但从影响力度来看，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城镇地区居民反腐获得感的影响更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镇地区利益冲突相对较多，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过程中，容易形成政府部门到处充斥着“精英俘获”“围猎干部”“权钱交易”等现象的负面印象。至于社会经济状况层面，社会地位状况亦对城市和农村居民反腐获得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说1再次得到证明，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反腐获得感，均会受到经济社经济地位状况的正向影响（见图4）。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变量定义、数据选取对本文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选取了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验证检验。其一，采取更换数据样本的方法进行验证，调取CSS2015数据进行重新回归（见表10）。因变量选取CSS2015调查问卷中有关“廉洁奉公，惩治腐败”问题的回答进行表征，制度性政治参与和经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保持一致，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变量选取“您是否去政府上访”和“如果没有是否愿意参与”选项，进行综合赋值，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社会经济地位、制度性政治参与变量对民众反腐获得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分析结果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也验证了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其二，进一步更换模型设定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因变量的特征选取最小二乘法和O-Probit进行验证分析（见表11）。其三，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和解释，本研究将因变量设置为二分变量，然后运用二元Logit估计法对本文的研究假设重新进行检验，核心自变量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地位均与之前回归分析一致，这也说明分析结果具备良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反腐获得感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和理论贡献在于：（1）尽管民众个体特征与获得感之间的作用关系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既有文献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少进行验证性实证分析，也未根据获得感的具体类型进行划分以揭示具体的解释场景。经过研究后发现：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反腐获得感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正是由于反腐工作为民众带来的改革利好即“获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医疗、低保、住房、养老等民生工作中的腐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得民众经济地位逐步提升，也促使民众感受到更多反腐工作带来的获得感。（2）内外有别的参与形式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差异性影响。其一，体制内制度性政治参与对其反腐获得感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民众制度性政治参与经历在经济社会基层对其反腐获得感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不完全中介效应。其二，体制外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会负面影响民众反腐获得感，非制度化参与尤其是非制度化参与的经历会扩大民众对政府“反腐无力”的负面想象，陷入公权力运用“不公”的负面认知旋涡中，长此以往容易“叠加”民众对政府的负面情绪，使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3）对民众反腐获得感生成机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本研究从“经济状况”和“参与接触”双重视角剖析民众反腐获得感的作用机理，经研究后发现政治参与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起到重要的链式中介作用，即作为获得和期望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内外有别的政治参与方式，有效接触和了解政府“作为”，进而影响其反腐获得感。具体而言，首先，通过研究后发现，民众唯有感受到反腐带来的利好，即反腐工作对自身经济社会状况带来有效增益（“获得”）时，才会真正感受到正风反腐工作带来的获得感，丰富了相关学者提出的从获得→获得感的“因果”逻辑。其次，社会经济状况有助于提升民众政治参与意愿，促成接触、交换信息和资源的“公共能量场”，改变了民众对政府反腐工作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影响其反腐获得感。该结论既验证王浦劬、季程远等人提出的获得感的理论逻辑，又聚焦于现实议题中“具体性因素”与民众获得感之间的作用关系。（4）对样本进行群体对比后发现，受限于经济社会状况和实际政治参与形式的影响，城乡居民反腐获得感存在差异。同样，东、中、西部地区民众反腐获得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二）对策与建议

一直以来，如何有效提升民众反腐获得感，成为政府工作中重要的现实议题。为此，本文根据实证分析所得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其一，加强政府“廉能”工作，为民生事业发展保驾护航。新的阶段亟待立足当下经济发展新特点，推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共享式发展，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同时，考虑到基层社会民众反腐获得感相对较低，可能是受到基层政务人员贪腐、不作为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的反腐工作不仅要把握宏观层面的打击力度，而且亟待加大力度整治“微腐败”“廉而不为”“廉而不能”等行为，扫清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营造清廉的政治生态。同时，加强基层反腐工作的宣传力度，改变民众对反腐工作的“刻板印象”，提升民众的反腐获得感。

其二，针对现实中民众参政议政方式有限、可行性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下一阶段政府亟须加大财政投入、人才投入力度，完善民众制度性参与体系。同时，创新政务公开的媒介和方式，结合“数字”工具，创新民众多元化参与形式，打破信息壁垒；同时从“赋权增能”角度出发，有效培植民众理性参与能力和主人翁意识，健全公共话语场域，有效提升民众的获得感。

其三，政府部门需要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营造人人倡廉、人人参与的社会风气，并积极疏导群体性行为，及时回应群众的呼声。即在强化民众参与意识的同时，要合理界定“话语”边界。针对非制度性参与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沉默螺旋”等问题，避免民粹主义和腐败的“文化化”等现象的发生，政府必须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及时正确引导民众参与行为，消解非制度性参与行动中的“张力”，保障其正风反腐获得感。

（三）局限与展望

作为探索性和验证性的研究，囿于个人能力与数据支撑等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仍存在部分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所选取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动态反映连续变动和发展趋势问题。但截面数据关注的时间点和研究对象更具有针对性，对深入分析现实问题仍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可以选取时间连续更强的面板数据。其次，民众反腐获得感是综合多维的“构念”，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更加多元的视角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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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黛崴